断了大家伙儿这条财路。

刘荣甚至不需要将铸币权收回朝堂中央；

只待那含铜量高达六成，即每枚铜钱含铜三铢的新五铢钱，成为天下人一致认可的法定货币，那熔铸与否，便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——你私下里熔铸，一枚五铢钱你得用三铢铜；

你去少府兑换，也同样是每含三铢铜的旧钱，能换回一枚五铢钱。

这还费时费力熔铸个屁啊？

半点甜头没有的事儿，还不如扔给少府去白忙活。

所以，在钱币这一项上，外朝主要是拿吕太后《金布律》当挡箭牌，劝刘荣不要试图挑战祖先——尤其是吕太后这种特殊的祖先。

盐铁、粮食官营，以及钱币改制，是功侯贵戚们主要的关注点。

至于外朝，则更多的将关注点，放在了三公九卿，以及长安禁卫系统的改制之上。

三公九卿层面的改制，外朝反对很好理解——没人喜欢变动。

尤其是在必要性不够充分的前提下，官僚最抗拒的，永远都是个‘变’字。

因为这个‘变’字，意味着巨大的行政工作量，漫长的行政适应期，以及未知的结果。

说的直白点就是：费劲巴脑的改，无比郁闷的适应，最后还未必比原来的好。

所以，除非是到了再不变就要出问题，而且是出大问题的紧要关头，官僚阶级对于‘变’字的态度，普遍都是一拖再拖。

除了整个官僚群体宏观层面的本能抗拒，在具体的微观层面，不同的个人也有着不同的偏重点。

比如内史属衙的官员，在九卿之首的内史属衙工作，向来都是鼻孔朝天，高人一等；

结果刘荣一言不合，就要把内史各种拆解、降格，最后搞成农业部门：大农？

——凭什么！

我一个内史官员，半只脚踩上千石线的明日之星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跑去做助农官？

在为官之前，我特么本来就是农民！

一个原本贫苦的农民，先是寒窗苦读，后又在战场上建功立业；

好不容易爬上这个位置，结果你让我去做有编制的农民？

那我这些年的努力算什么？

算我很幽默吗？

再比如少府官员，虽然普遍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，但由于少府的独立性和特殊性，福利待遇向来都是让整个朝堂眼红的。

什么逢年过节的酒、肉，布、帛啊~

什么本该销毁，却被当作奖励发下的残次农具啊之类。

就一句话：在少府做官儿，或许发不了财，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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