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上、车骑、大将军等，皆金印紫绶（临时性）。

需得注意的是：诸侯王的‘金玺’，和丞相、太尉及古三公的‘金印’，并不是一回事。

准确的说，是玺、印、章三者之间，有着极为明确的划分。

玺，对于绝大多数后世人而言，都并不陌生。

——始皇嬴政以和氏璧为料，使匠凿制传国玉玺，纂文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！

这，便是象征至高皇权的玉玺。

玉玺的应用场景，主要为正式政令、法令颁布时，为新政策、新法令赋予合法性。

好比某个新政策的推行政令上，盖上那名为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八个大字的传国玉玺，就等于告诉天下人：这事儿，是朕要做的。

玉玺为证。

往下，自便是诸侯王专属的金玺。

相较于天子玉玺——尤其是极具神话色彩的传国玉玺，诸侯金玺，自然就要低一个档次。

用料肯定没的说——金没玉珍贵；

大小方面，诸侯金玺也要比天子玉玺小一圈，以明确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。

再有，便是纂字。

不同于传国玉玺上，那直击华夏男性灵魂潮点的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；

诸侯金玺，大都是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的：大汉某王。

其应用场景，和玉玺有些类似，都是在信件、公文上留下印记，以宣示‘这事儿是寡人做的’。

当然，天子有资格制定法令、革新制度，诸侯却并没有。

所以，诸侯金玺的应用场景，往往是在私人往来的信件，以及局限性极大的寥寥几种政令发布时。

其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，便是诸侯王要享受自己的法定权利，征劳于民，让老百姓帮自己白干苦力时，在政令上盖下的诸侯金玺。

但这，并非是为了让老百姓，知道是谁征召自己做苦力；

而是留痕。

——汉室诸侯征劳于民，是有人数额度、时间限度的。

比如梁王，每年可征召民夫三万，劳作四十五日；

如齐王，每年可征召民夫二万，劳作三十日；

再如江都王，每年可征召民夫一万五千，劳作二十日等等——都是根据诸侯国的人口、土地以及富裕程度，来划出的红线。

一旦触及这个红线，无论是多征召了一人，还是多征劳了一日，都会触犯一条对宗亲诸侯而言，比谋反都还要严重的大罪。

——役使国人过律。

这一条，和乱lun、毁祖庙，并称为汉室宗藩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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